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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传统上具备浓厚的整体主义、实用主义、实物主义、物质主义观念，对抽象思辨缺乏钻研的兴趣，过分强调经世致用和宏观全局思维。

我们以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为例，他（她）是由省级人大选举产生的，省级人大由市级人大选举产生的，市级人大由县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而县级人大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也就是说，代表们通常不能擅自与选民进行联系，他们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集体（代表小组）与集体（选民总和）之间的关系。

间接选举也是一种民主选举模式，但其适用范围应受到严格限定，通常适用于议会内阁制国家选举产生内阁或虚位的总统，也可适用于地方自治体系内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地方行政官员，但通常不应适用于议会代表本身的选举。谁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呢？该条第2款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按照民主制的原理，无论哪一级的代表，只能是代表选民，而不可能代表代表。正因为高层级的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并未建立制度性的民主责任关系，所以无论是立法的民主性还是监督的有效性都会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严格来讲，官方的回应是符合现行选举法的，因为现行选举法实行的是推荐制，而独立候选人是自荐制。

可见，只有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而其他的人大代表，包括最为重要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律实行间接选举。除了间接选举和候选人产生机制的问题之外，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还存在诸如选区与单位并存，单位分割选区、竞争性选举不足、信息公开不充分、正式候选人的酝酿、协商过程不透明等制度性缺陷。最近司法改革实行以来，司法公正提得多起来了，而司法独立在法院文件上提得越来越少了。

由此而产生的具体改革措施就有明显的不同。二，是只服从法律，还是三个至上司法公正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第一要义，而要司法公正当然是只服从法律，这也是各国司法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作为司法公正的必不可缺的前提而被普遍接受。我国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如何看待调解的问题始终争论很大。殊不知这种请示上级在政府部门的行政权上是合法的，而在审判部门的司法权上却是非法的。

而我们的司法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强调法官的精英化，而是强调法官应当是社会矛盾的解决者。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

我国的审判工作只服从法律是写在宪法上的，而司法改革以来三个至上就频频出现在报刊和领导人讲话中。因此法官必须是特别精通法律的精英人才。中国特色论者认为调解最具有中国特色，应该特别突出调解的作用。从以上五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在司法改革的走向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看法不一，专家学者的看法不一，司法战线工作者看法不一，就是在领导人之间看法也是不一的。

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党治很容易走向人治，走向法治的对立面。所以我们的法院衙门作风一直很严重，法院和政府部门如出一辙，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中国特色论者认为中国革命时期的马锡伍审判方式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员深入民间，田野地头就可以开庭，突显了政权接近民众的本色。这等于说不从司法公正的源头去解决判决的公正性问题，而从司法公正的末尾去解决上访等一系列综合治理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倡法官走向精英化呢？因为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不具有专门的知识结构很难精确地理解法律的精神。我们强调司法独立，正是在处于强调司法只服从法律，强调它的法治特征。

另一条可称为趋异路线，就是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应保持距离，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我们都承认现今中国的法官素质不高，判决书写得粗糙，理解法律不够，甚至违背法律，逻辑性不强。

60年前我在苏联学习法律时曾在基层法院实习过，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司法独立是认真得到执行的，那时庭审完毕后，合议庭的全体成员都必须立即合议，不作出判决书是不能离开会议室的，目的就是不受外界的干扰。既然我们把它叫作司法改革，就应当符合改革的真意，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世界的主流保持一致，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为倒退。一条可称为趋同路线，就是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基本趋向走向一致的改革。只有这样的精英人才，才能确保法院判决的高度公正性。因为这种请示实际上把当事人享有的二审上诉的权利化为乌有。司法工作中强调党性必然要服从党的政法委员会的领导，而政法委员会又是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党的利益的考量指针。

我们只有把法官从繁杂的社会活动、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地提高他的业务水平。这一切又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问题。

这些年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而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加强党的政法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对法院的领导作用以保证各级法院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世界各国法院的审判理论和实践都认为法官应当扮演被动的角色，而不是主动的角色。

由此带来的还有民事审判方式的正规化的问题。人民利益至上给法院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迷惑。

审判庭应当充分调动原告、被告双方的积极性，在他们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认定是非。我们国家在接受这个原则时就有所保留，我们的宪法只接受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强调司法独立，实际上是要加强法治。连工资待遇也是按国家公务员待遇一体执行。

三，是司法上的审判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司法上的审判员虽然也享有国家的权力，即司法权，但它和国家享有行政权的公务员不同，法官是独立的，而政府官员是上下服从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作为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前提被普遍接受。我们的司法改革甚至要求法官对审判的全程负责，不仅对审判判决的生效负责，也应对生效后的当事人活动负责，如果当事人对生效判决不服，上访或进行更激烈的社会对抗行为，法官都有责任负责到底。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法官水平不高，腐败现象不时发生，保留一定的行政体制可以理解。因为法律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法律是用条文形式记载的，法律是明确的、具体的，不会有太大的差误，如果我们在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再加上其他一些抽象的标准，必然会导致审判工作的天平上多了一些砝码，从而会使失衡现象更加严重。

司法独立似乎与司法闹独立成为同义词，而司法闹独立就是司法想摆脱党的领导。反对者认为革命时期的审判方式不正规，法庭应当有尊严，审判员应当着装，应当有正规的庭审制度

我们只有把法官从繁杂的社会活动、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地提高他的业务水平。殊不知这种请示上级在政府部门的行政权上是合法的，而在审判部门的司法权上却是非法的。党的利益至上就是宣扬司法工作中的党性原则，而在许多工作中，尤其在司法和新闻工作中就不宜强调党性原则，如在新闻报道中党的利益至上就会把党性置于新闻真实性之上，就会使符合党的利益的就刊登，不符合党的利益的禁止刊登这种荒谬的做法。反对者认为过分突出调解的作用就会变成和稀泥，变成对一方当事人权利的压迫，这是不符合司法公正精神的。

人民利益至上给法院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迷惑。另一条可称为趋异路线，就是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应保持距离，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改革。

我国的司法独立，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执行总是不理想。中国特色论者认为中国革命时期的马锡伍审判方式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员深入民间，田野地头就可以开庭，突显了政权接近民众的本色。

由此带来的还有民事审判方式的正规化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精英人才，才能确保法院判决的高度公正性。